日中农业技术交流的世界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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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文协创设于太平洋战争的前一年，即1940年。她自然地是一个配合战争的团体。
　　在日本的农村有这么一句话；“儿子必须偿还父辈欠下的债。”这是村里人的传统性道德。父辈在中日战争中侵略中国的罪过必须得到偿赎。那怕是对方原谅了我们，也必须偿赎。在日本的农村，如果不偿赎，便无法被认为是一个男子汉。
　　我成为农文协的负责人以后，这一想法日益加深。1986年参加第一次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就是我以赎罪为目的的访华的开始。
　　起初，我对中国完全不了解。当时给我当向导的是现任驻日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甘坐富先生（参见第4页）。甘先生当时中国农业国际合作司工作。甘先生根据我的希望，为我安排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出版社、农业出版社、农业电影制片厂、农民日报社、北京农业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参见第50页）。在会见过程甘先生做翻译，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甘先生诚挚的安排使我得以与上述农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建立了朋友关系。甘坐富先生正是我与中国交往的牵线恩人。

　　我最先拜访的是农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志澄先生。很幸运，我一下就见到了农业科学院这个农业科研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我在之后出版的《克服农业与工业间的矛盾》（注1）的日文版序文里记述了当时会见的情景；
　　“第一次见到刘志澄副院长，是1986年9月。也许因为是同龄人吧，两人谈得很投机。之后，我们二度共进晚餐，交换看法。当时，我跟他说；“我想出版介绍中国农业的书籍的日文版，但是，这本书是介绍中国农业本身，而是以中国农民致富的实际例子来介绍中国的农业情况。”
　　刘先生记住了我的希望。第2年也就是1987年刘先生邀请我们夫妇访问中国，安排我们参观大邱庄。（《克服农业与工业间的矛盾》农文协出版，第3页）。
　　我在月刊杂志《现代农业》（1988年1月号）的“主张”栏目上，以“中国的'农业振兴'为题，介绍了大邱庄这个位于天津市郊农村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中我写倒；
　　“不是让城市蚕食农村，而是利用农村的优势建设城镇。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出现的剩余人口，不是简单地排向大城市，而是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使其安居乐业。农工商并举，是与当地自然相谐和的发展。这才是一条克服农业与工业间的矛盾、城市与农村的矛盾的道路。天津市静海市大邱庄面向21世纪，正在尝试解决这一人类必须解决的课题。”（同前书，第204页）
　　农文协提出日本农业的产地直销型第6次产业化设想，使21世纪的经济朝着“地区循环型国际经济”、“自给经济的社会化”、“产地直销型地区经济”方向发展，其中有一部分便是学习了上述“农工商联合公司”型中国农业的思路的。另一部分，则受益于由农民自己提出的21世纪型经营设想。农民的这一设想，在本刊第2部分特集里作了介绍，题为“农民的'新农基法'构想”。该设想的核心是，“农民的自给思想”。
　　这一“农民自己的构想”，是农文协自1969年组织起来后延绵不断地持续进行的“农民交流会”的产物（该交流会是一个无主持人、无领导，完全由各地的农民围着火炉进行讨论的组织）。农民交流会的这一产物却与有国际性影响的中国社会学者费孝通（同前书，第15页，费孝通参加出席了‘中日农业科学技术交流文献陈列室’开幕式）所提出的“以乡土工业为基础的农业论”一脉相通。
　　费孝通对西欧式“农业现代化”路线是持批判态度的。费孝通认为，“西欧无法成为中国所遵循的模式”，“在某一传统和环境中证明是成功的一些方法，无法移植到与其传统相异的社会中去”，对于中国来说，“全盘西化的理想是幻想。”（《中国农村的细密画》研文出版，第326页）
　　在中国出现的农工商联合公司方式与在日本提倡的产地直销型第6次产业方式，不约而同地都批评了西欧式农业现代化路线，而主张可称之为东方式的新路线。我们应当深刻地学习产生中日这两种方式的根本所在-----“亚洲的农民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富饶的世界则在中国的古代农书之中。

[《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翻译出版 ]

　　1986年在与刘先生的会谈中，我还提到了中国古代农书。刘先生对此并未忘记。1987年他邀请我访华，除了带我到大邱庄以外，还带我访问了位于南京市的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后来出版刊行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日文版序言中，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记述了当时的访问情形；
　　“坂本先生……于10月16日至18日访问了位于南京市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与研究室全体人员交换意见，进行交流（笔者注；当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前书59页上的郭文韬先生。郭先生是中国古代农书研究的权威。）会上，坂本先生谈到；‘日本的农业是通过学习西方模式来进行现代化的，出现了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尝试着要恢复日本的农业传统，并将其与现在的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因此，我们出版了三十五卷本的《日本农书全集》，想以此为出发点把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了的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建设符合日本国情的现代化农业。’进而，坂本先生问到；‘在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如何结合的？’于是中方的研究人员便以华南水田耕作的优秀传统与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实践为例，介绍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向他赠送了共同研究的成果《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一书。坂本先生对该书抱有很大的兴趣，决定将其成日文，由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

[“精耕细作”的传统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修订版）于1989年出版。郭文韬先生在该书中写道；
　　“西方的现代化农业的一个共同特征便是以机械、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石油为基础的所谓‘工业式农业’。也有人称之为‘无机农业’，或称之为‘石油农业’。这种农业，在某种历史阶段的一定条件下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渐渐地暴露出许多弱点与弊病。在不久前美国农业部发表的‘有关有机农业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了现行农业生产体系的不良影响；‘能源与化肥的成本急剧上升，土壤生产力和耕地由于过度的流失及有机物的消耗而下降，水源由于土壤的流入、堆积及农药而受到污染。滥用杀虫剂对食品的安全以及人畜的健康造成威胁。另外，还引起地区农业市场的衰亡以及个体经营的农场倒闭。（《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第24页）”
　　“中国是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沿着无机农业或石油农业的道路走下去的话，需要消费比美国还多的石油能源。以美国每年人均石油消费量4.06吨计算，中国每年需要40亿吨的石油。现在中国的石油年产量只有大约1亿吨，因此，就算中国选择‘无机农业’、或者‘石油农业’的话，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同前书，第25页）。
　　“中国的传统农学思想当中，有许多宝贵的理论和规律，值得参考。将它们列举如下；

1. 三才论（天、地、人）（略）
2. 人定胜天 （略）
3. 精耕细作 （略）
4. 经营能力的自觉 （略）
5. 妥当对策与避免害 （略）

[中日共同研究中国古代农书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农书，是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在内的东亚共同的“古代科学”。在天文数学、医学、农学这古代三大领域，中国居于领先地位。在日本，以中国的古代农书为基础，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日本古代农书，我们将其收编在《日本农书全集里了。以东亚共有的古代农书为基础，打开现代科学的僵局，这才是亚洲应起的国际作用。日中农业技术交流的世界史意义便在于此。
　　 恰巧，当时的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现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参见第50页）馆长杨直民先生是中国古农书方面的专家。几次会谈，都谈及了中国古代农书。他介绍说，以英国为中心，欧美对中国古代农书的研究较热心。如果把北京农大的古代农书和农业科学院文献中心、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古代农书合起来的话，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覆盖中国的古代农书。我们还谈论到，把这些中国古代农书做成电子数据库，开设“中国古代农书电子图书馆”，向全世界的古代农书研究者提供资料服务，同时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农书收集在这个“中国古代农书电子图书馆”当中，这便可以成为一个集人类大遗产的“博物馆”了。在日本也珍藏有一些中国古代农书的孤本。我们曾向日本农水省提出，希望将此设想编入预算，但是尚未实现。
　　农水省在1996年委托农林水产技术情报协会做一个调查项目，题目是“关于中国古代农书中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技术的调查。”农林水产技术会议事务局企画调查科发行了一本《执务参考资料》（B5版，共120页）。在这本小册子的前言里有一部分内容已经译成了日文，但是可以说从未有农业技术者做过此研究。……我们请在农业技术方面造诣颇深的研究人员精读了。这次，更将重点放在环境保护型技术上，摘要归纳了有关内容，指出了其与现代农业技术的联系以及将其运用于今后的农业技术的开发上的可能性，编成此小册子。”我们希望日中两国的研究人员互相配合，推进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农书这项事业。前面提到的郭文韬先生于1996年6月拟出了研究古代农书的具体方案---“中国古代农书整理研究案”（A4版，5页）。该案原文保存在农文协，有需要者请联系，可将其复印件呈送。

　　亚洲农业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农书”，而“中国古代农书”里则贯穿亚洲思想。面向21世纪，亚洲人民应当起到的作用，则是在现代实践这一亚洲思想。 作为亚洲思想交流的第一步，农文协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在中国举办日中国际研讨会。研讨会题目是，“安藤昌益的思想与现代---中国思想对安藤昌益的影响”。为举办此研讨会，我们找了中国方面的安藤昌益思想研究者、山东大学的王守华先生。这回，又是刘志澄先生介绍认识的。
　　1991年刘志澄先生带着我拜访了位于济南市的山东大学，认识了王守华先生，我们商定在中国举办“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暨安藤昌益诞生230周年纪念研讨会。
　　该研讨会于1992年9月22、23日在山东大学召开。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黄心川所长（参见第56页）在会上做了纪念演讲。
　　我在纪念演讲中说道；“日中两国的民众思想的基础是东方思想。以此东方思想为基础，日中两国的民众齐心协力，可以开拓一个克服世界性环境问题的新时代。”（参见《安藤昌益 日本-中国共同研究》第31页，注3）。
　　接着，黄心川先生在演讲中说道；“具有东方式世界观的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南北差别、能源问题、粮食人口问题、环境破坏问题）。”（同前书，第36页）
　　在这此有日中两国学者共同参加的日本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的思想的研讨会召开之后，我们又策划召开有关“东方思想”的研讨会。1997年4月在杭州大学召开了第一届题为“东方传统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国际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日本、中国、韩国的学者们，就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神道教等传统的东方思想做了研究报告。农文协方面，由原田津常务理事做了以“日本村落具有的独特的民主主义与环境思想”为题的报告。原田津的报告，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思想，而是就民众日常工作中的思想作了介绍。（此记录将由农文协刊行出版）
　　在研讨会的总结讲话中，黄心川先生提到了原田津的报告；“我们研究比如老子、孔子这样特定的思想家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更应当注意到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中的想法及行为方式。”（《农村文化运动》第147号“特集 日本文化的形成与成熟” 第3页）
　　在中国的农民思想，中国的“村落”与日本的农民思想、日本的“村落”思想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思想，即自然与人谐和的思想。共同利用这一亚洲的农民思想，超越以“人类支配自然”为核心思想的“科学性农业”形成“自然与人谐和”的21世纪农业，这便是日中农业技术交流的世界史意义。

　　今年6月10日，农水省国际农林水产业研究中心（JIRCAS）在北京举行了其北京事务所的开设典礼。目前，日方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合作进行通过“遗传资源的利用培育抗旱、抗病、高产的水稻品种”项目。象这样的日中合作项目，迄今为止在中国各地都有。在中国进行的这些日中共同研究活动，由上述的北京事务所统筹推进。这表明官方的日中技术研究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间的交流方面，则有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出版社与农文协共同合作创办的中日农业科学技术应用研究室。
　　JIRCAS北京事务所设在访华者皆知的北京友谊宾馆的雅园里。与此相隔一条马路（白石桥路），对面便是农业科学院的正门。进得正门，便是农业科学技术应用研究室。官民并举推进日中农业科技交流的准备工作已告完成。今后，我们要面向21世纪，为偿赎侵略中国的罪过，为解决世界人口、粮食、资源、环境问题，推进中日间的农业、农村交流。

写于1998年8月15日、战败53周年纪念日